本文转自：黄山日报
汪士奇
岁末的风卷着蜡梅的清芬，钻过窗棂绕上肩头，恍惚间，总让我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年三十，母亲递来的那方红纸包，那是藏在压岁钱里，最醇厚的年味。
那时我不过七八岁，腊月二十四的年味儿刚漫开，家里缝纫机“嗒嗒”的声响，便是最动听的催春鼓点。母亲总笑着从衣柜里捧出刚做好的黑咔卡其布学生装，“快试试，合不合身？”在物资匮乏的年月，一身崭新的棉袄已是顶好的奢望，我雀跃着试穿，转身时，母亲又从衣袋里摸出一方折得整整齐齐的红纸包，轻轻塞到我手里。
指尖捏着那方红纸，拆开时连手都在抖，里面躺着两角钱。这在如今看来微末的数额，彼时却能租上四十本小人书，足够我沉浸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里。年夜里，我攥着票子蜷在被窝里，窗外鞭炮声“噼啪”作响，像数不尽的星星落在人间。东坡先生说“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”，那时的我们，哪里用得着“强”？光是想着大年初一穿新衣、拜新年，欢喜便从心底涌上来，睫毛不自觉地打架，梦里都是红纸包的模样。
天刚蒙蒙亮，大年初一的晨光刚染亮窗纸，我便蹬着新棉布鞋蹿出门去。布鞋踩在万安老街的青石板上，咯吱作响，兜兜里的红纸包叠得方方正正，硌着掌心，暖着心头。先去给三舅公作揖拜年，他笑着往我手里塞一个更厚的红包；再到姨奶奶家，她往我手心塞颗糖，念叨着“乖孙又长高了”，红包也跟着递过来。不到晌午，口袋里已鼓囊囊揣了五六个红纸包，加上母亲给的，竟攒了两块多钱——在那个年月，这可是实打实的“巨款”。
攥着这份欢喜，我直奔街边的小店。玻璃柜台里的木头手枪闪着光，玻璃弹珠滚来滚去，像揉碎的星光。后来又蹲在书摊前，租下一扎十本的连环画，看得入了迷，连鞭炮火星燎到衣角都浑然不觉。回家时，新衣的扣子掉了两颗，前襟还烫出个铜钱大的洞。母亲举着搓衣板轻轻叹气，“这针脚，这布料……”终究是舍不得打我，只罚我跪在搓衣板上，自己却戴着老花镜，坐在灯下，一针一线给我缝补棉衣，灯光映着她的眉眼，温柔又温暖。
光阴流转，七十余载弹指而过。如今的大年三十，老伴给外孙女的压岁钱，早已化作微信里的一串数字，轻轻一点，便传达出浓浓的隔代亲情。红包的数额，早已不是当年的两角钱能比，可心头的年味，却总觉得不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般醇厚。正月里，亲戚带着孩子来拜年，红包从当年的几毛、几块，涨到了如今的两百元起步，算下来，一年的压岁钱竟要花去上万元。数字越来越大，红纸包却渐渐少见，那份拆红包时的期待与欢喜，也淡了几分。
生在徽州老家，深知压岁钱的故事，早已融进了这片土地的骨血。婚礼前夜有“铺床给红包”的讲究，藏着对新人的美好期许；新媳妇敬茶，公婆递来的红包，是家族的接纳与温情；新生儿满月，亲友送来的红包，是对新生命的祝福与呵护。徽州的红纸包里，从来都不是几枚铜板、几张纸币，而是岁月织就的美好，是代代相传的温度，是藏在烟火里的深情。
今夜，月光透过窗棂，落在窗角那方“恭喜发财”的褪色墨迹上，恍惚间，又看见母亲坐在灯下低头纳鞋底的身影，听见她轻声念叨：“压祟驱邪，岁岁平安。”原来，压岁钱的意义，从来都不在厚薄。那些被红纸包裹的欢喜，那些走街串巷拜年的热闹，那些一家人围坐的团圆，才是刻在心底，永远鲜活的年味。
那方红纸包着的，不仅是压岁钱，更是时光里的温暖，是心底永远的眷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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