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| 三毛
那天，我坐在一个铁灰色的桌子前看稿，四周全是人，电话不停地响，冷气不足让人冻得清醒，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，一切如梦一般。
电话响了，有人在接听，听到对方的名字，我将手伸过去，等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，便接过了话筒。
“是谁？”那边问我。
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，自是不识我的声音。
“小时候，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，小学一年级的我，已经知道了你。”
我说，那边还想要问，我仍旧霸着电话，慢慢地讲下去：
“有一回，你们的老家人，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，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。
后来，他隔着门，要求进来砍一些枝桠分去插瓶，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。
后来，两家的芙蓉花都开谢了好多年，我们仍不曾说话。”
“白先勇——”我大喊起他的名字。
这里不是松江路，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。
在惨白的日光灯下，过去的洪荒，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。
小时候，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，他们家人多，进进出出，热闹非凡。
而我，只觉得，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微弱的脚步，走不到那扇门口。
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慢慢长大。
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，长春路的漫漫荒草，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，已是天涯海角，再远便不能了。
就是那个年纪，我读到了《玉卿嫂》。
黄昏，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。饭后的夏日，我便只是在家附近散步，那儿住往不见人迹，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。
那时候，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，总有另一个人，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地晃过来——那必是白先勇。
又写了《谪仙记》的他。
我怕他，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。
看到这人迎面来了，我会一转身，跑几步，躲进大水泥筒里去。
不然，根本是拔脚便逃，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。
散步的人，不只是白先勇，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，他学作曲，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闲闲地走。
堂哥和我，是谁也不约谁的，偶尔遇见，就笑笑。
不久，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给了白先勇，平平淡淡地交给他，说：“有一个怪怪的学生，在跟我学画，你看看她的文字。”
这经过，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。
我的文章，上了《现代文学》。
对别人，这是一件小事；对当年的我，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。
文章刊出后，我并没有去认识白先勇。那时候，比邻却如天涯，我不敢主动找他说话，告诉他写那篇《惑》的人，就是黄昏里的我。
恩师离开台湾时，我去送行。因情怯，去时老师已经走了，留下白先勇，终于面对面打了个招呼。
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刻，他来了。
随后是跳舞的邀请，《现代文学》的作家们说要开舞会，又加了一群画家。
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。
因为心里实在太怕，鼓足勇气进去时，已近曲终人散，不知有谁在喊：“跳舞不好玩，我们来打桥牌！”
我默立一角，心里很慌张，不知所措。
那帮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分牌，叫的全是英文，我听不懂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便回家了。
那一别，各自天涯，没有再见面。
这一别，也是二十年了。
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，终于又碰到了。
要再看到他，使我心里慌张，恨不能从此不再见面，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。
一个这么内向的人，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。
跳舞那次，白先勇回忆说，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，缎子的腰带上别着一大朵绒制兰花。
他穿的什么，他没有说。
那件衣服的颜色，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。
而那个时候的白先勇，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鲜明。
那时的我，爱的是《红楼梦》里的黛玉；而今的我，爱看的却是现实、明亮、泼辣、真真实实活在世里的王熙凤。
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，爱他文字里每一个、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，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后的曲终人散，更迷惑于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艳美。
这一生，承恩的人很多，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，改变了我的少年时代。
白先勇，又无意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。
直到现在，对每一位受恩的人，我都记在心中，默默祝福。
又得走了，走的时候，台北的剧场正在热闹上演《游园》，而下面两个字，请先勇留给我——海的那边空了一年多的房子，开锁进去一刹那，是逃不掉的“惊梦”。
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，三十年后的今天，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。回想起来，唯有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，明亮亮地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。
发布于：天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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